上海滩，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上一直有“东方乐园”的称号。这里的十里洋场，风云变幻，机会与风险并存，成为冒险家施展自己的能量、实现飞黄腾达的理想场所。“流氓大亨”，是1949年解放以前，旧上海滩里的特有产物。一些善于投机的流氓头子，利用帮会势力，网罗门徒，成为上海滩秘密势力的霸主，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，被惟恐躲闪不及的老百姓称为“流氓大亨”。而在旧上海的“流氓大亨”里，排名第一的，当推黄金荣。
上海滩第一“大亨”
黄金荣的家族没有一点显赫的背景，他们世代居住在浙江余姚，父亲黄炳泉年轻的时候是余姚衙门的捕快，后来来到上海的漕河泾种地。黄金荣6岁跟随父亲来到上海，住在南市张家弄，黄金荣就在附近的庙宇孟将堂内的私塾读书。他从小顽皮，不喜欢读书，头脑却很灵活。当时，张家弄内住有不少当过清朝武官和捕快差役的人，黄金荣从小和这些人接触，耳闻目睹，也学习了不少江湖诀窍，对他后来在法租界捕房起家发迹，打下了伏笔。
1881年，黄金荣14岁时，父亲因病去世，留下母亲邹氏和姐弟四人，只能依靠母亲给人洗衣服勉强维持生活。于是，邹氏就把黄金荣送到附近的庙宇内做些零碎事情，混口饭吃，因此周围的人就叫他“和尚”。后来由于上海流行一种传染病，黄金荣也被感染，虽然侥幸地活了下来，脸上却生出麻皮，因此后来就有了“麻皮金荣”的绰号。
黄金荣在庙宇内做和尚杂活之后，仅仅勉强维持自己的温饱，后来，他母亲又托人把他送到城隍庙一家裱画店当学徒。这家裱画店开设在豫园路环龙桥下，名叫萃华堂裱画店。黄金荣做了三年学徒，每月只拿月规钱四百文(四十个铜板)。满师后，他又站了两年柜台，因为不肯吃苦，没多长时间就不干了，从此在法租界和一群地痞流氓鬼混，成为一个上海滩的小混混。
1890年，为了加强租界内的治安，当时的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早脱和公董局总董白尔研究决定招募120名华人巡捕。这时，22岁的黄金荣正穷困潦倒，走投无路，便决定去碰碰运气。结果，巡捕房看中了他那强壮的身体，居然录用了，从此黄金荣成为法租界捕房的三等华捕。黄金荣从此否极泰来，天天跟在法国巡捕的后面，挨家挨户去征收“地皮捐”、“房屋捐”，还参与镇压那些不愿意动迁的农户、坟主和抗议加捐的活动，表现得格外卖力。由此，他再次获得上级的欣赏，一下就由华捕提升为巡捕房便衣警察，俗称“包打听”。提拔后的黄金荣被派差到十六铺一带活动。由于他在萃华堂学艺期间，常到城隍庙得意茶楼喝茶，结识了城隍庙一带的地痞流氓和青洪帮分子。当了“包打听”后，为了管理十六铺码头的治安和破获盗窃案件，他进一步有意识地和这些人厮混，在社会黑暗面中的关系逐渐多了起来。在此期间，黄金荣用“黑吃黑”、“一物降一物”的手法，网罗了一批流氓混混给他提供各类情报，破了一些案子。为了继续迅速地升迁，黄金荣甚至制造假案，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来提高自己的声名和身价。有一天，法国巡捕房的街对面，有一家咸货行的一块金字招牌突然被偷盗，老板急得六神无主。有人就对他说，对面巡捕房的黄金荣破案子“灵光”。老板半信半疑，进了巡捕房就直接点名找黄金荣破案。谁知，不等黄金荣跑出巡捕房，一班小流氓就敲锣打鼓地将那块招牌给送了回来。由此，黄金荣的名声不胫而走。后来，人们才发现，这全是黄金荣在幕后一手策划、自导自演的一出骗局。
不久，黄金荣果然再次获得提升，担任探目，即刑事出外勤股和强盗班二个部门的领班，后又升为督察员。在黄金荣在任期间，也曾经真的破过一些大案子。有一次，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凡尔蒂偕同夫人去太湖游览，结果被那里的土匪绑架。法租界闻讯后，就派黄金荣设法营救。黄金荣通过黑势力的关系，很快找到了太湖土匪的头领“太保阿四”、“猪猡阿美”，随后将凡尔蒂夫妇安全地营救了出来。还有一次，福建省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候带了六箱古玩、字画到上海来，不料，一出码头就被人盗走。为此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特请黄金荣协助追查。结果，不到半天黄金荣就查明真相，将原物如数追回。
最使黄金荣得意的，是他后来破获的一件法国天主教神甫被绑架的大案。当时，这名法国天主教神甫与法国驻沪领事、法捕房总巡等关系密切。他为了开辟传教基地，由上海乘火车赶往天津，打算去开办教堂，结果在山东临城被军阀张宗昌的部队拦车抢劫，把他绑架到临城乡下看管起来，准备敲诈一笔巨款。
法国天主教神甫被绑事件发生后，轰动国内外，法国驻沪领事限令法捕房火速破案，救出人质。捕房动员所有的侦缉人四处打听、搜索，都没得到任何消息，只得采取高价悬赏的办法，凡通风报信这名法国天主教神甫下落的，赏银洋三千元，如能救出人质，赏银洋一万元。黄金荣得知此事，认为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。于是千方百计寻找线索，但过了许多日子，仍然一无所获。
这个时候，一个名叫韩荣浦的山东人，从临城乘火车到上海来买东西，结果在上海车站附近的旅馆登记住宿时，发现装在衣服里的一百元钱不翼而飞。韩荣浦不甘心钱被偷，忽然想起有个姓隋的同乡在法租界里当巡捕，于是就前去求助。隋巡捕听了他的遭遇后，就替他报了失窃案，并介绍他和黄金荣见面。
黄金荣和韩荣浦闲聊，随口向他打听法国神甫被绑架的事件。恰巧韩荣浦当时正是吴佩孚手下的副官，消息非常灵通，而且吴佩孚的部队和张宗昌的部队都驻在天津附近，双方的所作所为，彼此都有所闻，所以韩荣浦就告诉黄金荣一些法国天主教神甫被军队绑架的消息。听到消息，黄金荣非常高兴，立即付给韩荣浦150块钱，要他回到临城去详细打听人质藏在什么地方，一有下落赶快到上海来报信，再给他500元赏金。如果破案，更有重赏。
韩荣浦见钱眼开，立即回到临城，很快就发动关系，打听到法国神甫被关押的地方。随后，韩荣浦再次来到上海，告诉黄金荣情况。黄金荣当即给了韩荣浦500元，另交他一千元，叫韩荣浦设法买通看押法国神甫的人员，并告诉韩荣浦，等到他带人到达关押法国神甫的地点时，再付二千元，并让这些看守人员事后逃往外地。
韩荣浦返回临城之后，按照计划行事，结果一切顺利。黄金荣在约定日期亲自带领几十个便衣到达临城。当天夜晚，他们化装成张宗昌部队的官兵，把人质悄无声息地营救出来，随后安然返回上海。
由于黄金荣不断立功，法国东正全权大臣授予他一枚头等金质奖章，法国巡捕房还破例提升他为警务处惟一的一个华人督察长，委派了8名安南巡捕给他当保镖。从此以后，黄金荣平步青云，成为上海闻人。
黄金荣初到上海，仅仅是一个不入流的街头混混，并没有加入当时有名的黑帮帮派，后来势力壮大以后，为了今后更好地发展，他就拜当时的青帮“大”字辈张仁奎为师，列“通”字辈。黄金荣一生涉足赌、娼、盗，大发不义横财，只要能挣钱，他从不问行当，下三滥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。他凭借势力声威，广收门徒，靠贩烟土、设赌场、开戏园和敲诈勒索等手段聚敛财物，此外黄金荣还和杜月笙、张啸林组织三鑫公司，从事走私鸦片、军火买卖等活动，聚敛财富，成为拥有巨万家产的大富翁。黄金荣对金钱贪得无厌，他曾经不无得意地宣称，自己的人生嗜好是“赚银子睡女人”。他对金钱的法力充满迷信，认为有钱能让鬼推磨，因此，狂妄地叫嚣：“天大官司，磨盘大的银子。”在黄金荣的势力更加强大之后，目空一切的他开始自称为“天字辈”青帮老大，意思是比当时上海滩青帮最高辈分“大”字辈更高一尺，并建立有忠信社、荣社等帮派组织，收徒上万人，其中就包括后来的蒋介石。
20世纪20年代初期，当时名叫蒋志清的蒋介石正在上海滩四处投机。为了赚钱，他和周骏彦等人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“恒泰号”，幻想以此实现自己的发财美梦。
初期，交易所的业务还算可以，孰料1921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，一时交易所纷纷倒闭，股票值如废纸。勉强支撑到1922年，“恒泰号”彻底倒闭，众多股东拿着股票要求兑现。交易所的监察人周骏彦被逼得两次要跳河自杀。债主们还雇用一些打手来强迫蒋介石等还钱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经过当时上海的商界大亨虞洽卿的介绍，蒋介石来到当时正如日中天的黄金荣门下寻求“保护”。
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后，黄金荣在酒店招待“恒泰号”的债主们。酒席中，他指着蒋介石说：“现在志清是我的徒弟了，志清的债，大家可以来找我要。”债主们闻听后面面相觑。大家眼看着钱要不回来，只好顺水推舟，给黄金荣一个面子。于是，把蒋介石逼得走投无路的事情，黄金荣一句话就摆平了。
1927年三四月间，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，亲自来到黄金荣公馆，再次向他当年的救命恩人行师徒之礼。1927年，黄金荣与杜月笙、张啸林等积极支持并参与蒋介石发动的“四·一二”政变，黄公馆是主要活动地点。因反共有功，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，蒋介石授予黄金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议及行政院参议。
1927年底，黄金荣从督察长的位置退休闲居，开始将位于漕河泾镇附近的黄家祠堂扩建为自己以后养老的家园，并于1935年建成黄家花园(即今天的桂林公园)。该园占地80多亩，中有“四教厅”，壁上悬挂黎元洪、徐世昌、曹锟、宋子文等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所送匾额，还有蒋介石手书“文行忠信”的纪念碑。
1947年，黄金荣过80寿辰，蒋介石曾经大张旗鼓，亲自来黄家花园为其祝寿。
提拔杜月笙
在黄金荣的一生里，他和杜月笙的关系最为复杂。他曾经一手提拔了杜月笙，但是后者的势力后来却一天一天地超越了他。他们彼此心存忌惮，但是却为了共同的利益互相勾结和利用，在凶险的上海滩彼此依靠，一起叱咤风云。
杜月笙(1888—1951)，原名月生，发迹后改名镛，号月笙，1888年8月22日出生于江苏川沙(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)高桥南杜家宅，这一天，正好是农历七月十五日，民间俗称的鬼节。杜月笙的父亲杜文卿，曾在茶馆当过跑堂，在码头做过丁役，后又与人合作在杨树浦开过一家米店，惨淡经营。母亲朱氏则时常帮人浆洗衣物，补贴家用。
杜月笙刚过周岁时，由于连年天灾和疫病到处流行，母亲朱氏在高桥镇无以为食，只好抱着杜月笙步行几十里，到杨树浦投奔丈夫。后来，朱氏和丈夫商议，进纱厂做工。
1890年夏天，上海流行霍乱，朱氏却在这情况危急的岁月里又生下了一个女儿。产后，她由于极度的衰弱而死亡。杜文卿悲痛万分，无奈之下，他把杜月笙和女儿一同抱回杨树浦，三人相依为命，最终无法支撑，把女儿送给了别人。
多年以后，杜月笙历尽沧桑，成为名闻全国的上海大亨之后，曾高价悬赏、千方百计寻找这位早年送人的妹妹，结果杳无音信。
1892年冬天，上海一带天降大雪，气温陡降，杜文卿突然染病，很快离开人世。这个时候杜月笙还不到四岁。此后，杜月笙由继母张氏抚养。张氏性格坚强，视杜月笙如己出，她起早贪黑为人洗衣服，赚几分钱，聊以度日。不料，灾难再次降临，1895年，张氏突然神秘失踪，从此活不见人、死不见尸。杜月笙也从此彻底成了孤儿，流落街头，整天在茶馆赌棚流走，捞到什么便吃什么。14岁的时候，杜月笙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，日夕与当地的一些流氓痞子鬼混，又因为嗜赌成性，不久便被水果行开除，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。后来，杜月笙为了在上海滩立足，便拜青帮“通”字辈的流氓头子陈世昌门下，按辈分排在“悟”字辈。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，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。
当时的黄金荣在上海法租界捕房内步步高升，已经成为租界当局中惟一的华人督察长。他利用这个势力在上海东新桥附近开了一家“聚宝”茶楼，广收徒弟，为租界作耳目。同时，他也经营了戏院、浴室等各种财源流畅的生意。
黄金荣第一次见到杜月笙就非常欣赏，觉得这个人很有点气派，就收容了他，从此，杜月笙成了黄金荣的随从。黄金荣每天早晨要到“聚宝”茶楼，以喝早茶为名，处理各种官司，杜月笙总是拿着大衣、皮包，随侍在旁。
杜月笙是个很有心计的人，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，暗地里却把上自黄金荣，下至一般听差，每个人的生活习惯，脾气性格，揣摩得清清楚楚，并且针对不同的人投其所好，见机行事。
当时，黄金荣的夫人是林桂生，人称桂生姐。她虽然身材矮小，相貌平平，但却精明能干，是黄金荣的得力助手和高参，深得黄金荣的喜爱。杜月笙对这一切心知肚明，因此也处处找机会讨桂生姐欢心。
有一次，桂生姐得了一场大病，杜月笙在旁尽心照顾。病愈后，桂生姐对杜月笙另眼相看，常在黄金荣面前夸奖杜月笙。随后，杜月笙又抓住机会干了几件让桂生姐和黄金荣赞赏的事情，渐渐地，他就成了桂生姐的心腹，并参与了黄金荣最机密的工作——抢夺鸦片。
当时的烟土巨商人称“潮州帮”，他们经常利用英租界和法租界从事鸦片走私，因这是外国人管辖区，中国法律鞭长莫及。“潮州帮”烟土商利用租界大搞鸦片走私之事，虽然隐秘，但仍然为上海滩的那些地痞流氓千方百计地打听到信息，他们便采用各种手段，巧取豪夺，半路抢劫走私的鸦片。
当年上海滩上抢夺鸦片最厉害的八个人物，按照出道时间的先后，被人称为“大八股党”。“大八股党”成名已久，并因此积累了万贯家产，已经不再想去拿脑袋作赌注，开始选择一种稳妥可靠、不冒风险的敛财方法。于是，他们的头目如沈杏山、季云青、杨再田等人，先后投效上海的缉私机构，并倚仗手中有的是金银钱钞，上下买通，很快就钻进了这些缉私机构的核心部门，占据了高级职位，逐渐地控制了这些部门。
当“大八股党”把水陆两途，以及英租界的查缉烟土之大权抓到手之后，不但自己公然贩卖和走私鸦片，并且向烟土巨商收取大量的保护费。而“潮州帮”烟土商也自愿奉献，因为从此以后，有缉私部门的枪杆子保护，他们的买卖就合法化了。
当时的鸦片商和烟土行多半开设在英租界，“大八股党”和烟土商们并没有把法租界的黄金荣放在眼里。因为在他们看来，法租界总共只占地一千多亩，地小人少，力量微不足道，只要事先打个招呼，就不会有事了。于是，“大八股党”的头领，这个时候已当了英租界巡捕房头目的沈杏山，就派人向黄金荣传话。
谁知黄金荣和杜月笙一听完来人的话，就沉下脸来，一口回绝。沈杏山恼羞成怒，利用军警的力量，对烟土实行武装接运，断了黄金荣和杜月笙的一条财路。黄金荣怒气冲天又无可奈何。杜月笙却老谋深算，向黄金荣和桂生姐提出抢劫鸦片的主意，并得到两人的赞同。杜月笙说做就做，立即招兵买马，网罗亡命之徒，很快就建立起一支抢劫鸦片的队伍，后来被人称为“小八股党”。第一次抢劫鸦片得手，就弄到一船烟土，等于抢到几十万银洋，通过这次“抢土”，他们也看出“大八股党”在护送烟土过程中的种种漏洞。从此，伴随着一次次布置周密的抢劫鸦片事件的发生，大量财富流进了黄金荣和杜月笙的腰包。1925年7月，黄金荣和杜月笙又联合另外一个流氓头子张啸林，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，成立了主要做鸦片生意的三鑫公司。不久，英国在上海的租界开始禁止鸦片生意，而三鑫公司乘机垄断法租界鸦片生意，因此大发横财。杜月笙担任三鑫公司的主要负责人，同年，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，势力日大，地位逐渐与黄金荣、张啸林并列。他们三个人成为上海滩上显赫一时的“流氓大亨”。
在上海三大“流氓大亨”中，有“黄金荣贪财，张啸林善打，杜月笙会做人”的说法。和黄金荣、张啸林相比，杜月笙更善于协调黑白两道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。他通过贩卖鸦片、开设赌场等活动，大肆聚敛钱财，又用这些不义之财，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，从政治要人、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，无所不有。由于杜月笙在上海善待当时已经下台的北洋军阀黎元洪，黎元洪的秘书长特地撰写一副对联赠予他：“春申门下三千客，小杜城南五尺天。”杜月笙对这副对联爱如拱璧，专门请名家雕刻为黑底金字，悬在他家客厅的两楹。杜月笙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“当代春申君”。杜月笙还附庸风雅，广结名流，大学者章太炎、名士杨度、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。
1937年，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和上海“八·一三”事变相继爆发。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，投入到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中。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，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，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。他参与劳军活动，筹集大量毛巾、香烟、罐头食品，送到抗敌后援会。他还通过自己的关系，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、装甲保险车送给抗日将领。上海沦陷后，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，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。在香港，他利用帮会的关系，继续活动。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、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，从事情报、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。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，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，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，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。
在黄金荣、张啸林、杜月笙成为上海叱咤风云的人物之后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。特别是杜月笙，运用高超的手段广交天下名流，织成了一张盘根错节、无所不在的庞大势力网，被人们称为上海滩的“厚黑教主”，其势力发展到巅峰时期，甚至已经超越了一手提拔他的黄金荣。而恰在此时，围绕着当时走红的坤伶露春兰的争斗，引起了一场风波。
露春兰本是黄金荣门生张师的养女，常来黄公馆串门，平日也喜欢去听戏。她生得聪明伶俐，没多久就学会几句老生戏和青衣。当时已经50多岁的黄金荣对露春兰一见倾心，决定让年仅14岁的露春兰在舞台登场演出，捧她出道。黄金荣对此不遗余力，一连两个月，亲自下戏馆为她捧场，又甩出大叠银洋，要各报馆不惜工本地捧露春兰。他还亲自为她张罗演主角、灌唱片。一时间，上海各大小报纸上纷纷刊出露春兰的俏影玉照。她的名声压倒了上海红伶小金玲和粉菊花。
浙江督军、军阀卢永祥的大儿子、上海滩出名的四公子之一卢筱嘉，最爱听戏，他看到报纸上大篇幅介绍露春兰，就一袭青衫，轻车简从，专程前往荣记大舞台。戏尚未开场，卢筱嘉就让跟班给露春兰送去一枚钻戒，约定戏散后同度良宵，被露春兰推说有约拒绝了。
偏巧这天露春兰一不留神，将一段戏文唱走了板。卢筱嘉在台下正没有好气，就阴阳怪气地喝了声倒彩。黄金荣正坐在正厅包厢里看戏，一声倒彩传来，气得他暴跳如雷，马上派人过去给了卢筱嘉两个大嘴巴。卢筱嘉见打手人多势众，自己只有两个保镖，就悻悻地走了。
过了几天，黄金荣吃罢晚饭，又带了四个贴身保镖耀武扬威地踏进了包厢。就在这时，卢筱嘉带领十几个便衣悄悄溜进了正厅包厢，用手枪顶着黄金荣的光脑袋，随后架了他就走。后来，还是杜月笙和张啸林出面，打通了卢府内部关系，花了三百万款子，总算把黄金荣赎了回来。
黄金荣一手捧红露春兰之后，就想据为己有。但是他明白自己的老婆林桂生不会轻易答应，因她当年为自己发迹立下过汗马功劳。他知道林桂生非常信任杜月笙，于是就让他去游说。不料林桂生回答得非常干脆，要娶露春兰可以，除非自己出门。让杜月笙、张啸林等人没有想到的是，黄金荣真的提出了离婚。他给了林桂生一大笔生活费作为补偿后，就迫使她搬出了黄公馆。露春兰名正言顺地成了黄太太。黄金荣驱赶林桂生出门之后，杜月笙对黄金荣内心里非常不满，也对林桂生的遭遇感到不平。不过黄金荣的新婚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，不到三年，露春兰就坚决地提出和黄金荣离婚，据传是与德孚洋行的买办薛恒产生恋情。随后，两人在法国律师魏安素事务所协议离婚。
一个买办敢夺在上海呼风唤雨的黄金荣之爱，很多人都推测是杜月笙在台后支撑。而在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，黄金荣和杜月笙在内心里也都彼此忌惮，不过，为了共同的利益，他们在表面上仍然相好如故。
大亨末日
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，收拾旧部，重整旗鼓。这时，由于租界已被收回，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，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。1946年12月，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，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，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，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，他当选后马上辞职。
上海解放前夕，杜月笙去了香港。据说，在1949年4月，离开上海前的杜月笙曾经来到黄金荣家辞行，并劝黄金荣也去香港，但是被黄金荣拒绝了。
流落异乡的杜月笙心情忧郁，朋友甚少，几乎整日呆在家里喝茶听收音机看看报纸，不久，就患了严重神经衰弱、心脏病。1951年7月，杜月笙中风偏瘫，他拒绝进医院治疗，对家人说：“苦难流离，备受刺激，生不如死。再说中风后遗症难愈，不要让我过手足不能动的活死人日子了。”8月7日，杜月笙口述了遗嘱，将所有财产，包括不动产、债券、现金分配给各房夫人及子女，训勉儿女努力守成创业。8月10日以后，杜月笙进入昏睡状态，水米不进，弥留期间，他曾对家人交代：“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，葬在浦东高桥老家。”1951年8月16日，杜月笙在香港撒手西去。
与杜月笙不同的是，黄金荣选择了留在大陆。1949年，上海解放以前，黄金荣的夫人李志清席卷了黄金荣的金银珠宝离开上海往香港，后又到了台湾。这时，有人劝黄金荣也到香港去。1949年4月，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解放上海前夕，蒋介石特别召见杜月笙，让其带信给黄金荣，嘱咐他“抓紧时机”到香港或台湾去，“以免遭种种不测”。
但是，82岁的黄金荣最终决定留了下来。他对人说：“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，我一生在上海，尸骨不想抛在外乡，死在外地。”实际上，此刻的黄金荣，在上海还有难以割舍的东西。黄金荣一生，利用自己特殊的社会背景，脚踏黑白两道，苦心经营上海“大世界”游乐场十几年，使其成为名噪一时的沪上名胜。1948年春夏之交，他以巨资与沙逊洋行签订了“大世界”10年的租地合同。他担心，自己离开上海，一生心血经营的“大世界”将会成为无主财产，即使由养子继承，也极可能被共产党没收。
上海解放初期，黄金荣蛰居在家，深居简出，不问外事，也过了一段安逸日子。黄金荣每日享受三样东西：吸大烟、搓麻将、下澡堂。解放后，政府虽有明令禁止抽大烟，但是黄金荣早已经在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烟土，据说足够他后半生吸食。
当时黄家上上下下20多口人，都住在龙门路均培里一号。这是黄金荣发迹后造的一幢三层洋房，有几十个房间。黄的居室在二楼东端，附近房屋大多由他的门徒租住，可以互通声气，方便走动。除夏天避暑去漕河泾黄家花园住一段时间，黄金荣一直居住于此。上海市人民政府这时还允许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，如大世界、黄金大戏院、荣金大戏院等，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。
1951年初，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，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，市民甚至自发涌到黄宅门口，要求他接受批斗。一封封控诉信、检举信，如雪片般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，恳请政府为民报仇雪恨。在严峻的形势面前，连黄金荣的一些门徒也起而揭发，要求靠拢共产党，与黄金荣划清界线。
1951年5月20日，迫不得已的黄金荣在上海的《新闻报》、《文汇报》刊出了《黄金荣自白书》，他在“自白书”中，自称“自首改过”、“将功赎罪”、“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”，并表示要“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”，“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，重新做人”。上海滩第一大亨的“忏悔”，在当时轰动一时。随后，黄金荣响应政府的改造号召，开始扫大街，由于此刻的黄金荣已经是风蚀残年的老人，这项象征性的“改造”措施并没有持续下去。
1953年，上海市政府按照“大世界”的复杂形势，决定对黄金荣的残余势力再行打击，将“五虎将”、“四大金刚”等残渣余孽一网打尽，使“大世界”的旧貌彻底换了新颜。黄金荣病倒了。一天，他将养子黄源涛喊到家中，口传了遗嘱，最后感叹道：“我的一生，都风扫落叶去了，唯有留下这个‘大世界’。不过，断气瞑目后，‘大世界’不可能再属于我的了。”几天之后，这个曾在上海滩显赫一时、叱咤风云的黑帮老大，一个从小瘪三起家跨越黑白两道的“流氓大亨”，便突然高烧不止，在昏迷了几天以后，闭上了眼睛，时年86岁。 |
